如果真这么做，基本活不久，很有可能死在牢里，因为古代的某些情况，真不是现代电视剧中的那般模样，甚至会打破你的三观。

为什么古代女子，动辄就要“卖身葬父”？

通常要沦落到“卖身葬父”的窘境，基本都是外乡人，他们这样做的主要原因包含以下几点：

1.封建社会极其注重孝道

从原始社会开始，人类就已经有了孝顺之心，他们会留好足够的食物给长辈，而长者也会传授年轻人很多狩猎技巧、生活知识等等。到了奴隶社会，王室又特别注重血缘关系，特别是在利益面前，血缘亲疏总是作为主要参考标准。到了汉朝，刘邦更是奉行以孝治天下的政策，在汉代的选官标准中，主要有察举制和征辟制两种。

察举制的大意是，官员对当地候选人进行评判，符合条件后再将情况申报给中央王室，如果审核通过，此人就能获取一官半职。察举制是古人进入官场的主要途径，而在众多评判标准中，就存在孝廉科，到了东汉时期，相比于廉洁之人，遵守孝道的人反而更容易获得“高分”，所以被举荐当官的难度也更轻松。

为什么古人在选拔官员时，这么注重孝道，毕竟孝道跟政治关系不大。

其实在古人看来，如果一个人在家庭生活中孝顺长辈，那么他在进入官场后，也会对国家十分孝顺，这是一种“忠孝”之道。在历朝历代的渲染下，古人就特别注重孝道，其中的典故有“董永卖身葬父”。

东汉末年，时局动荡，盗匪四起，为了避难，董永带着父亲前去湖北避难，结果董父不幸身染重病，尽管董永掏出全部家底买药治病，但董父还是在不久后便离开了人世。董永身无分文，更没有钱财给父亲购买棺木下葬，于是四处打探周围有无财主人家，最后跟裴姓财主达成协议，裴老爷借钱给董永葬父，董永则进入裴家卖身为奴。有天，董永出去办事，途中遇到一位貌美的妇人，妇人说道：“我是个被丈夫抛弃的少妇，正好你也没有娶妻，不如我当你妻子吧！”照理来说，在长辈去世后，董永可以自行决定终身大事，但他明白自己已经卖身为奴，于是说道：“这事我无法做主，需要向主人禀告一番”。妇人见状非但不生气，反而跟着董永一起去裴家，裴老爷听后便让他们在一百天内织出300匹绢布，如果成功就将董永的卖身契给他，从此让他做个自由之人。

最后董永和妇人在第99天，成功织出了300匹布，董永如愿以偿的脱离奴籍，就在董永打算跟妇人结为夫妻时，妇人却突然向他告别，并说：“我是天帝的七女儿，天帝被你的孝心所感动，特意派我下凡助你，今日功行圆满，我便要回去复职了。”所以在古代，孩子对长辈非常孝顺，或者说他们很难做出“伤害”父母的事。

2.古代殡葬仪式繁荣复杂，所需资金较多

现代殡葬仪式非常简单，我们村如果有人去世了，遗体只会停放一天，期间找和尚或道士来做些仪式，第二天就送去殡仪馆火化，家属在领完骨灰龛后送去陵园。

发达城市的殡葬仪式更简单，人去世后直接被拉去殡仪馆，当天晚上亲朋吃一顿结束，期间没有仪式，十分简化。但在注重丧葬礼仪的古代，绝不会如此简单，以下按照顺序，简单说下古代人去世后，一个完整的葬礼会有哪些步骤。

如果不是突然意外死亡，古人会在正寝里慢慢死亡，因为古代人对“寝室”区别的很仔细，正常睡觉的房间叫燕寝，斋戒或患病所居住的房间叫正寝，当古人感到时日无多，就会住在正寝，所以有个成语叫“寿终正寝”。家属会在将死之人口鼻处放些丝绵，以此来判断还有无呼吸。

死者没有呼吸后，家属要为他清洗身体，包括剪指甲、刮胡须等等，通常为配偶或同性来做，清洗完后，要给死者“穿上”专用服饰，还要塞些朱玉、贝类或米饭在死者口中，做完这些后，家属将逝者遗体转移到大堂。在小敛、大敛、成服后就要进行安葬，对于棺木的颜色也有不同的要求。

黑棺：起初下葬逝者为自我结束生命、战死沙场之人，不过后来没限制，老年人去世，大多也可以用黑色棺木。

红棺：相比于黑色棺木的严肃端庄，红色棺木显得有些喜庆，所以用红棺的是老死之人，这种丧事也被称为“喜丧”。

黄棺：黄棺为原木，不需要刷漆，大多用于经济拮据的家庭。

白棺：适用于单身汉，即还未嫁人或还未娶妻却意外去世的人。

金棺：古代天子的象征。

选好棺木、时日、葬地后，到了安葬当日，就会执行启殡、朝祖、饰柩车、陈明器、发引等步骤，最后才是安葬。

葬后还有反哭、虞祭、卒哭、祔庙、小祥、大祥、禫祭等等。

以上诸多步骤中，不仅需要用到大量资金，还要牵扯好多亲属乡邻，所以在古代，没人没钱还真搞不定一场葬礼，特别是没钱的异乡人，根本没有陌生人愿意帮忙。

3.古代户籍制度严明，冒然下葬很容易被抓起来

从商周时期，我国古代封建王朝就特别注重户籍管理，到了明朝，户籍内容包括户种、原籍贯、现籍贯、居住地、姓名、性别、年龄、与户主关系等，就跟咱们现在的户口本差不多。如果你没户籍证明，那就属于黑户，黑户大多为小偷、强盗等偷逃罪犯，所以黑户一直是官府的重点打击对象。

没钱安葬亲人和黑户有什么关系？

一般没钱葬父的，都是外来流动人员，他们的户籍原属地并非在当地，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首先随便挖个坑，把父亲葬了，肯定有违孝道，其次，如果胡乱安葬，还会触犯了相关法律法规，要都是这样，古代田地里岂不遍地都是棺木？如果这位姑娘不想成为黑户，要么出钱将父亲的遗体运回老家安葬，要么重新落户在父亲死亡的地区。

不管哪种情况，都需要钱，如果真沦落到“卖身葬父”的窘境，肯定没钱将父亲遗体运回老家，那就只能选择在当地落户。去官府重新开户需要证明，也就是证明“你是某某的女儿”，拿什么证明，一个符合规定的坟墓是前提，再加上自己能证明身份的凭证，以及其他人家的介绍信，特别是大户人家的介绍信，非常有说服力。

所以“卖身葬父”的姑娘，非但能尽孝道、好生安葬父亲，还能顺利解决黑户难题，虽然卖身为奴为婢，但跟流落街头或被关押进大牢的悲惨命运相比，这种结局还算勉强可以接受。

来源：腾讯网         作者：苏澈的自留地

出现在影视剧中的那面旗帜确有其事吗？那个披着“死”字旗，义无反顾上战场的士兵他平安归来了吗……

三代人“接力”书写“死字旗” ，不变的是那股爱国情怀。

一、“死”字旗来宁波

同泰抗战纪念馆内徐徐展开“死”字旗

年初，经由“抗日铁军”国民革命军七十四军创军军长俞济时之子俞苍海先生力荐牵线，促成“死”字旗的捐赠事宜。沙力董事长感动之余，亲笔写下捐赠证书寄往，并诚意邀请王烈勋先生于疫情缓解之后，赴甬讲述“死”字旗背后的故事。

四年前，俞苍海先生回到故乡，在同泰嘉陵沙力董事长和宁波关爱抗战老兵志愿队罗志闻队长的陪同下，参观浙东抗战老兵纪念园。

俞老还寄来两本珍藏的书籍《志在冲天（中国空军的抗战记忆）》《日本降書（日本政府向同盟国投降降书）》，现陈列于同泰抗战纪念馆“老兵不死”馆，供参观者免费取阅。

“男儿立志出夔关，不灭倭奴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处处有青山！”

 二、“死”字旗凝聚着川军魂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全国掀起了抗日热潮。

四川省北川县曲山场（时属安县）爱国青年王建堂组织了一支一百七十余人的抗日队伍，取名“川西北青年请缨杀敌队”。是年初冬，社会各界在“大安游艺场”（现安昌人民公园内），为杀敌队举行隆重的出征誓师大会。

《中国影像方志北川篇》截图

王定志（1887—1957），字者诚

出征之时，王建堂收到父亲王者诚托人送来的一面用白布做的“死”字旗。

——正中写了一个大大的“死”字

——右边是“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

——左边是“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王建堂（1912——1992），字家林

王建堂从军后，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集团军第四十四军中，先后担任排长、副官、连长、司令部参谋、副营长等职，并多次担任敢死队长。王建堂随部队转战在湖南、湖北及洞庭湖一带。先后参加了武汉会战、鄂西会战、大洪山保卫战、常德会战、长沙会战等。七年中一直战斗在火线上，共负伤四次，多次立功授勋（其中二次被最高长官部授予甲级勋章）。

短短数字抵得上雄文万丈，寥寥点墨，淌开了血泊中的生路。

三、“死”字旗的复制与传承

王烈勋讲述“死”字旗往事

“死”字旗原件已在长期战火中损毁，1987年王建堂凭回忆亲自复制了一面“死”字旗，陈列于北川县文化馆文物室，但又毁于“5.12”地震。

“那面旗曾常伴大伯身边，他非常熟悉，只用了10多分钟写好了80多个字，感觉是憋着一口气，一气呵成的。”王烈勋说。

“这面旗子跟随大伯转战各地，见证了多次战斗，也见证了牺牲。当年共有100多名同乡一同参军，但在1949年大伯返乡后，却从未与战友们联系过，可能大部分都牺牲了。大伯晚年经常翻开一个小笔记本，在上面的中国地图上做记号，上面记录是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建川博物馆情景复原图

现在的“死”字旗，是王者诚之孙、王建堂之侄王烈勋根据保留下来的影像资料复制的。当年王建堂复制“死”字旗时，王烈勋在现场目睹、感受了全过程。2015年起，王烈勋根据照片与视频，再度书写这面旗子，但很少能一气呵成写完，特别是那个大字，往往需要再描、填一遍，有时写一遍需要大半天时间。

“从爷爷到大伯，再到我，三代人传承的不只是这面旗子，更是一种精神力量，我希望能将这面旗子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王烈勋说。

同泰嘉陵·浙东抗战老兵纪念园

供稿：宁波市殡葬协会

通讯员：张洁

解放战争期间，在辽吉省委大院里住着三家人，一家是省主席阎宝航夫妇，还有他们的女儿阎明光，小儿子阎明复；另一家是省副主席朱其文及他的两个儿子朱育理、朱育诚及女儿朱丽；第三家就是我家，我父亲——省委书记陶铸，杨叔叔和我（母亲在前线）。
原本省主席是朱其文，阎宝航来了以后朱便让位给了阎。省委大院里有人议论：怎么能让一个民主党派来当正职？父亲和朱其文都知道阎宝航的地下党员身份，但那时还不能公开。陶铸在大会上说：“阎宝航是党外布尔什维克，革命性坚定，是组织上信任的人，以后谁也不许私底下再议论阎主席！”
因为父辈的这份交情，维系了我与阎明复、朱育理、朱育诚兄弟间的友谊。我们几人中阎明复最年长，所以我们都尊称他为大哥。本来就是世交，后来我又成为阎大哥的部下，我们还住在同一个大院里，他常来探望我妈妈。正因为我得以近距离多角度地观察这位大哥，才能写出这篇文章来。
阎大哥有着一个极不平凡的家庭，父亲是大名鼎鼎的谍报传奇——阎宝航，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乃至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无人能及的贡献。这位深受宋美龄青睐的基督徒、英国爱丁堡大学的毕业生、风度翩翩的国民党新生活运动总干事，在周恩来的信念和魅力的感召下，义无反顾地改为信仰共产主义，并成为杰出的红色谍报英雄。他深信，在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拯救积弱的国家和苦难的人民。然而不幸的是，文革中阎宝航夫妇，还有他们的二儿子，以及老阎家的另两位成员，受到残酷迫害而含冤去世。
阎大哥以第一名成绩从“俄专”毕业后，为苏联专家做翻译，七年无一句翻错，被称为当时俄文口语翻译的奇才，因而得以调进中南海，担任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首席俄文翻译，还成为中南海孩子们最喜欢的“小阎叔叔”。然而文革中他被打成“苏修特务”，在秦城监狱一关就是七年半。出狱的时候甚至失去说话功能，邓榕心疼地说：“那么英俊的一张脸都睡歪了！”这是由于长期只许面朝外一个睡姿造成的。
平反后，胡乔木调阎大哥去“大百科全书”任副总编，后又被彭真要去当了全国人大办公厅任副秘书长。1986年，中央要物色一位新统战部长，时任政治局委员的杨尚昆推荐阎明复，他说“小阎在秦城没有说过一句假话！” 就这样阎大哥出任了中央统战部部长。很快他又升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全国政协副主席，成为中国政坛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阎大哥以他独特的主政方式、极强的服务意识、非典型的官员形象、真诚热情的个人魅力，获得了民主党派、知识分子，以及地方统战部部长们众口一词的好评。1989年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阎大哥被一抹到底。
1991年，阎大哥被分配到民政部当副部长。从副国级到副部级，被贬了好几级，但他没有一点负面情绪，而是欢天喜地地去了民政部。见他又一番的豪情万丈，老秘书王健民既心疼又气恼地说“又犯过去那个德性了！”我也不以为然：“服从组织分配就得了呗！至于那么高兴吗？”有一位大哥干脆说“明复真傻，给个副部长也当？！”逢此阎大哥每每都会诚恳地说：“毕竟受党那么多年的教育嘛！”在我母亲眼里，耀邦和阎明复是党内最天真的两个人，她对阎大哥的坦荡很是赞赏，说“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阎大哥主动去拜访时任民政部长的崔乃夫，恳切地说：“我来民政部绝不拆台而是补台，是安定因素绝不是不安定因素。”上班没几天他就完全进入了角色，一张口就是“我们那儿！”还说“原来以为让我出来是象征性的，不会重用的，现在看不是这样的，还是真让干，给压担子，我分管了……部门”，他数了足有10个单位，都是民政部无关紧要的部门，别人懒得管，推给他，可他还挺高兴。一说起自己现在的一摊事，他总是眉飞色舞地告诉我们他分工管残疾人和智障人，精神病院，养老院，弃婴院，荣军院，三项康复（白内障，小儿麻痹，聋哑），所辖5200万人，连同他们的家属共2亿多人。“过去在统战部，都是为民主党派、党外人士服务，现在在民政部为残疾人服务，都是一样的服务，只不过统战部层次高点罢了！”。还说“我以前一直在中南海，在中央领导身边，可谓高高在上，来到民政部后才真正接触到了底层的民众，才了解了社会。”
阎大哥对天底下受苦受难之人有种本能的感情，他见不得穷苦人，见不得弱势群体。到民政部后，阎大哥的天性就流露得更加淋漓尽致。每到孤儿院、福利院或贫困地区，他常常情不自禁地流泪，掏出身上所有的钱，甚至摘下手表去救济人家。我就亲历过多次。一次阎大哥到甘肃临夏下乡，路上偶遇一位大脖子病（甲状腺肿）患者，他立即让部下送那位老乡去兰州手术治疗，一切费用由他全包。在孤儿院，他向演出节目的小孤儿们鞠躬，周围人员忙不迭地阻止：“不可不可！哪有爷爷给孙儿鞠躬的！”看到孤儿院里的胖厨师，他会莫名地愤怒，就因孩子们太瘦弱了……他不仅仅是动情，更是付诸行动。争取资源解决问题是他的擅长，例如在武汉儿童福利院，看到孩子们生活环境太差，立即打电话给台湾慈济会，要了2千万，并且现场办公，敲定配置工程，让在场所有人感动。
我曾见阎大哥讲述亲睹的民众之疾苦时，他眼圈红了，声音也哽咽了，说：“我们一定要为中国的穷人做事，能帮一个是一个，但是要真心实意地帮他们，保证募得的每一分钱都能用到他们身上。有些贫困地区的老百姓太苦了，有些地方你都不能想象，简直就是一百多年前的情况！”
张学良与阎宝航是老乡加老友，他曾说“没想到玉衡有这么一个有出息的儿子！”张学良的侄女张闾衡女士曾随阎大哥下去考察，回来后对我说：“不行，不行了！大哥见到穷人就止不住落泪，他掏钱我们也得掏啊！都掏得光光了！” 民政部老徐局长也向我“抱怨”：“这个明复啊，什么人都见，什么事都帮，他就说不出一个‘不’字来。特别有同情心，动不动就会流眼泪，掏光自己的钱包，万元的手表也会摘下来送给贫苦农民。”
1994年，在阎明复的一再坚持和亲手操办下，“中华慈善总会”成立了。世界各个著名慈善组织纷纷开始与中国合作，从此中国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慈善事业。说阎明复是中国“现代慈善之父”一点都不为过。但他在这个并不涉权力的岗位上，也还是没能摆脱之前的阴影，难免遭到一些不公正的对待。例如1998年华东大水灾，慈善总会一下子就筹到4.7个亿的捐款，远超民政部和红会。阎大哥曾两次去湖北灾区，逢人就激情感谢，只要时间安排得开，不管捐大钱还是捐小物，他都热情接见。但是他的善举却令慈善总会被宣传部门封杀了，无论电视台还是报刊都不准报道慈善总会的消息，特别是不准报他去灾区，电视里不能有他的镜头。总会同志想不通，可他大度一笑：“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不该去灾区，只要钱能用到灾区人民就好。”
“中国特殊（弱智人）奥运会”能融入国际并引进中国，也是在阎明复任上蓬勃发展的，它引导了全社会对中国1100万智障人士的关注和尊重。说起“弱智”不禁让我莞尔，想起了一桩趣事。阎大哥调到民政部后，先后担任过很多职务，但都是副职，夫人克良佯装不屑。某天，阎大哥一回家就兴高采烈地对克良说：“这次我担任的是正的了！”
“什么机构？”克良问。
“中国特殊奥委会主席。”阎蛮得意。
“怎么个特殊？”克良又问。
“就是指弱智人”阎回答。
“嗯，挺适合你”克良幽默地一语双关。
克良大姐才貌双全，可惜后来得了与我父亲同样的绝症，手术后突发严重情况。抢救时，原六局小郝拉着我一起去医院，明复大哥悲痛得一直流泪。这次虽然抢救过来了，但生命之火如风中之烛，最终还是熄灭了。
虽然慈善总会是阎明复一手创立的，但94年他还在任上，他请退下的崔乃夫部长出任了第一届会长，五年后他才担任了第二届会长。2002年底阎大哥退职时，慈善总会共募到至少10亿以上的善款（这在90年代也算是个天文数字了）。此外，总会还开展了多个誉满中国的项目，如“微笑列车”，“烛光工程”……阎大哥的挚友、美籍华人王嘉潋先生，就是在阎明复任会长后才进入中国，从1999年至今，“微笑列车”已为40万“唇腭裂”儿童做了手术治疗。
时任《公益日报》总编的刘佑平曾釆访阎明复，他问道：“您当过毛主席的翻译，又当过统战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民政部副部长，还做过中华慈善总会会长，要您自己总结，您觉得一生中最满意的事是什么？”略思片刻，阎大哥深沉地回答：“我自己觉得，这一生最有意义的是两件事：一是组织出版了中国的第一部大百科全书，二是主导创办中华慈善总会，并在此工作了5年。这两件事，前者是提高国民科学文化素质，后者是救助困难群众。”
为什么阎大哥把“救助困难群众”作为他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两件事之一呢？我想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自己认为的“党的多年培养和教育”，再一个原因，我认为是他的家庭教育。
大哲学家罗素在其名著《教育与美好生活》中特别着重提到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阎明光大姐曾说“爱人如爱己”是阎家的家训，曾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阎宝航出身贫苦，早年在他的家乡辽宁海城办过“贫儿学校”，开慈善办学之先河。在陪都重庆时，阎公馆专门收容从东北来的抗日志士，小洋楼变成了骡马大店，人称“阎家老店”。阎宝航的子女也都继承父愿，在张学良的资助下，成立了“阎宝航社会公益基金会”，现已九十多岁高龄的明光大姐，至今仍奔波在慈善路上。这种“爱人如爱己”的训导，父母的潜移默化，加上与生俱来善良的天性，这就形成了阎大哥与我们这些革命后代有所不同的人生观。我们是在“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的政治环境中长大的。那种“爱人如爱己”的基督精神，与我们这些“正统”革命家庭的家训有点不一样。我想，这大概就是在官场上为什么阎大哥会那么与众不同的原因吧！
阎大哥从慈善总会退下后，从头开始学电脑，用了十年时间，在与病魔的艰辛较量中，终于在84岁那年（2015年），为党和国家贡献了一部近100万字的《阎明复回忆录》。此书有巨大的文献价值，特别对“中苏关系的演变”提供了第一手的珍贵资料。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这样评价道：“此书是20年来不可多得，可遇不可求的原创好书。”
阎大哥对十年著书的艰辛，也是一如既往的泰然。他在自序中写道：“如今，我已80多岁，这几年免不了多有犯病，幸得家属津利，南南精心的照顾。每天坚持散步，游泳，感觉自己记忆力还算清晰，思想也不迟钝，一边回想往事，一边记录过程，使我获得饱满的情绪和积极的心态，去更客观地对待历史，更乐观的地看待生活。精心收拾起过去的岁月，想来是很有意义的事。”
“鞠躬尽瘁”，阎大哥配用这个词！很多人都不知道，阎大哥在统战部五年，因无名高烧住院竟达66次，多么惊人的数字！他常常撕掉病休单，带着38~39度高烧坚持工作。人们只看到阎部长日益消瘦和苍白，但他那饱满的工作激情，怎会让人想到他是个病人呐？我是个医生，依我的判断，长期的牢狱生活损害了他的免疫系统，而统战部高强度高压力的工作环境很容易造成他免疫系统紊乱，从而反复引发无名高烧。最终他还是没能躲过自身免疫系疾病——重症肌无力，一种难治且可致死的顽疾。
那是2002年12月的一天，也是他退下来的当年，阎大哥被确诊患了“重症肌无力”。我去北京医院看望他，觉得他整个人都脱型了，眼睑下垂，眼球转动缓慢，吞咽障碍。由于咽喉部麻痹，说话得用鼻音，所以乌噜乌噜的，我忍不住的笑了，他竟然也跟着呵呵大笑起来，依然乐观如初。
从这年起阎大哥就失去了健康。18年来他一直在病中艰难生存，先看看他那惊心动魄又堪称奇迹的疾病史吧！
最早，于2002患上不亚于癌症的“重症肌无力”，4年后居然治愈。
2006年发现“肝占位性病变（怀疑癌）”，后自行神奇消失。
2007年因发烧使用抗生素造成全血相降低，诊断为“MDS”(白血病前期），医生说只能生存1-2年，结果控制至今。
2013年突发大面积心肌梗死，医院通知家属准备后事，结果起死回生，连支架都没放。
2016年被护工失手摔得三窍出血，面目全非，面部多处骨折，他跟没事人似的，没有一句抱怨。
2018年初感染重度肺炎，恶化为“大白肺”，竟然奇迹好转。
2019年初，又发生“吸入性肺炎“（护工将酸奶误倒进他的气管里），且遇“血栓与大出血”的棘手难题，住进医院ICU抢救。
每一次都凶险无比，几乎必死无疑，但阎大哥以他一贯的达观和从容，对随时准备吞噬他生命的病魔竟毫无感应。他从来不提他的病，从来没有说过哪儿不舒服，相反，他整天都在寻找快乐，直到2018年还一直坚持游泳。而最让他开心的事就是吃。他病得那么重，一次竟能吃掉半斤三文鱼和一盘基围虾，可见病从不会影响到他那超好的胃口。对这种毫不在乎的病人，疾病奈他几何？
南南说阎大哥每次的康复秘诀在于“他对自己的病视而不见，总是关心别人。南方冰雪，四川地震，云南支教，救助早产儿……没他不惦记的。这次又全神关注战疫形势，时不时向护士寻问消息，心中装满了大爱和小善。关心别人，自己的病倒好了。”
台湾最大慈善会王执行长贺阎大哥九十大寿的对联“德为世重，寿以人尊”，短短八个字高度概括了大哥的一生。
在阎大哥最痛苦的时候，陈津利博士放弃事业，成为阎大哥忠实的后老伴。她无微不至、尽心尽力地照顾阎大哥，但命运多舛，这期间津利自己也两次患癌，但每次都受到阎大哥的感召，在病情稍稳定后又回到阎的身边，俩人相依为命，共同抵抗命运的残酷。
2020年年初，由于新冠肺炎，医院彻底隔离了阎大哥，不允许津利继续陪床，也不让明复大哥心爱的独生女儿南南来探望，这对阎大哥来说比病魔的打击还要致命，我担心他这一关怕是过不去了。国庆前夕，津利和阎兰终于获准去看望了大哥，大哥再次颠覆了我的认知！
津利在探视后发微信给我：“他的精神状态很好，看到他的气色好，眼睛发亮，还胖了一些，我们告他越来越年轻了，他笑了！我们与他沟通交流很好，替大家给他祝福，他还不断与我们说话，用眼神沟通，作手势，临走告别时紧紧地握着我们的手（当然也含泪光和渴望）！”
这真是我没想到的，于是问津利 “不管病成什么样，大哥的精神一直没有垮掉，我想不明白，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他？”
“什么力量支撑他？这似是人为什么活着的哲学命题，他从未亲口讲，他独自享受着对生命意义的领悟。不论躯体多磨难，他的精神一直扛着，让自己保持着和社会的认知，打破了精神科专家的‘消极’预后评估，他一直是那个不断打破各种预言的人。”津利如是说。
民政部一位同志在阎明复八十寿辰上，说了这样一段话：“向前八十年，这个世界上有了一个奇特的人。这个人出身名门，却充满了平民意识；这个人当过党和国家领导人，却没有丝毫官气；这个人坐了七年的牢，却对党忠心不改；这个人被贬到民政部，却干得更欢。这个人正直！善良！真诚得有些天真，慈悲得像个菩萨！”这个概括很到位。
但津利说的一段话更让我感动，她说：“明复是属于那种本能向往光明的人，哪怕只是从门缝中透出一线阳光，他也会拼命地朝那束光一点点趋往。”
阎大哥是为光明而生的人，所以他光明磊落，如今已九十高龄的他，还将继续向光趋往，因为他叫明复——周而复始的光明！
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仅以此文献给这位最赤诚的老党员，并恭贺阎明复大哥九十寿辰！

刚刚这段视频，是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深夜在武汉市中心医院拍到的，画面中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是武汉仙鹤湖和爱佑汇组建的殡仪服务队。大难当前，我们看到了白衣天使的救死扶伤，人民子弟兵的星夜驰援，但我们很少看到护送新冠肺炎逝者通往天堂的摆渡人，他们是亡灵的爱佑天使。

在这场疫情中，爱佑天使和白衣天使一样，要穿着密封的防护服，在病毒的“包围”中忘我工作。由于很多小区没有电梯，他们要扛着遗体一层一层的下楼。即使有电梯的小区，担架也进不了轿厢，他们要用身体把遗体顶靠在轿厢壁上。由于小区全部实行封门封路管理，殡仪车只能停在马路上，他们要抬着遗体穿越路障艰难行走几公里才能装车，由于防护装备的笨重和不透气，他们每完成一项任务，浑身湿透，体乏无力，比平时的体力付出超出十几倍。

当大家春节元宵节阖家团聚的时候，他们穿梭在社区和各大医院之间；当大家出门不敢接触陌生人的时候，他们不但要处理感染死亡的遗体，还要和死者亲属（不少亲属确认感染）近距离接触；当周围人无奈和远离遗体的时候，他们要为逝者清洗面上的污渍，帮他们整理衣扣，为他们鞠躬致哀，他们给予逝者离开这个世界最后一点尊严。如果说医生的职业治病救人神圣伟大，那他们抚慰丧属悲痛的心灵，给逝者体面尊严的职业，更加神圣而伟大。

遗憾的是殡葬业常常被人忌讳和边缘，殡葬人常常被误解和歧视。他们无论做出多大的付出和牺牲，都很难获得赞扬和喝彩，无论社会和家庭多么的离不开他们，都很难被认同和亲近。他们习惯了在人们悲痛的时候挺身而出，在人们欢乐的时候销声匿迹。他们从来没有 嫌弃自己的职业，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全社会别嫌弃：你们离不开通往天堂的摆渡人。

自古以来，从平民百姓到帝王将相，从目不识丁到文人墨客，无不把死亡当成是人生中一件大事。对待死亡这件事上，你可以恐惧、排斥或者单纯地好奇，但是，人总是要死的。我们来听听他们怎么说。

陈平：对死亡不能恐惧，往往大家很忌讳这个话题，不愿意过早考虑，遑论提前安排。其实生前规划好身后事是很明智的，是值得人们尊敬的。

电视剧《西游记》的导演杨洁女士在桂林九马山拍摄时，被九马山的俊美深深吸引，非常感慨，她说以后她的墓碑就要用这山的形状做，当时周围的人都唏嘘不已，认为她说的不吉利，不应该说这些话呀，活得好好的怎么能想这些事儿呢……你看看别人都没有想到的事情，杨洁导演想到了，所以你看若干年后她去世了，我们就为她设计了九马山形状的墓碑，了却了她的心愿，也成为她永恒智慧的体现。

尤劲东：父母去世的时候，我都没有流过眼泪，但是有一次，我在国外参观一家墓园时，遇见一个中国人带着家乡的土去洒在亲戚的墓上，可是他不清楚这个亲戚的生平，他是什么原因去世的、什么时候埋葬在这里的？墓园工作人员看到他很悲伤就过来询问，了解后就用电脑调出他亲戚生前的资料告诉了这个同胞。我看到这个场景泪流满面，我就想怎么跟我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去世了我会流泪，可是生我养我的父母亲过世了，我怎么没有流泪呢？

忘记逝去的人、不去缅怀他，我是不能接受的，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忘记。尊重逝者，纪念他怀念他，把故者的一生记录下来，让他的后人去流传，逝者没有被忘记这一点就让我感动的流泪。

我现在担心的是自己去世后谁来帮我做后事的事情，比方说谁帮我擦身，谁给我穿衣服，谁来掩埋？那个时候我身上会很脏啊，我就怕麻烦别人，为我去做这些不吉利的事儿。

所以我就想啊，有没有一种办法，生前挖一个坑，把坟墓准备好，快死的时候自己进去，把机关一关，盖子自动盖上，这样不会麻烦活着的人，也不会让活着的人看到我临时的那些不好的画面。

江倩：我认为灵魂是存在的，死亡意味着转世，死亡本身不是很恐怖的一件事，而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情，因为你可能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当然不是说要歌颂死亡，但是我觉得应该是件很美妙的事儿。

王老师：东方人和西方人看待死亡的观念完全不同，他们对待死亡是不忌讳的，甚至是赞美的。我在西方国家看到墓志铭是那么的美妙，墓碑是那么的有艺术性，实际上最好的文学作品是墓志铭，最好的艺术品是墓碑。

【2月】

2月3日 民政部印发《殡葬服务机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患者遗体处置及疫情防控工作指引》

【3月】

【4月】

【5月】

5月26日至27日 湖州 – 浙殡协公墓和设备用品两专委会2020工作座谈会

【6月】

【7月】

【8月】

8月24日 首届“民政部社会事务工作专家委员会”成立

【9月】

9月1日 上海取消《居民死亡殡葬证》

9月19日 广西全区公益花坛葬活动

9月20日 南昌 – 世界因生命而融合主题活动

【10月】

27日-30日 长沙 – 2020年中国殡葬协会公墓工作交流会

【11月】

【12月】

2007年我本科毕业，去云南信息报做了记者。

领导夸我描写人物很细腻，他很喜欢，就派我每天守在殡仪馆门口，专门写死人的故事。

我是个胆小鬼，看了鬼片就不敢关灯睡觉。

刚到昆明时，听说市殡仪馆在油管桥，我连那附近都不爱去。

报社领导对我真好，特意开了一个新专栏——讣文。这下殡仪馆成了我的固定办公地点。

我说我不太会写，他还耐心奉上一本书——《先上讣告，后上天堂》，让我自个儿琢磨琢磨。

他说，你得把全昆明的死人都管起来！

我一看那书就爱不释手，迷迷糊糊就答应了：我写！后来我才明白，估计是没人愿意去写。 我资历最浅。

那是一个传统媒体人还能改变点儿什么的时期，也是无数媒体人愿意把理想挂在嘴边的时期。

我却天天去关注死人，实在不是一个有追求的女记者。

主要那书写得太有趣了，书中说：“讣告作者是看不见的隐形人，他们写的对象是已经不复存在的人物——真是份见鬼的工作！”总结得真好！一点儿没错。

在西方，讣文是非常成熟的报道形式，各大报有专门的写作团队，每年还有盛大的讣文作者聚会。

而在中国，人人都忌讳讨论死亡。

为了保证每周两期的讣文版，我只能硬着头皮去市殡仪馆门口蹲守。

当别的记者被称无冕之王，我却收获了更响亮的名号：黑白无常。

我每天一身肃穆的黑装，很早就去殡仪馆，除了在值班室套近乎，就是守在门口暗中观察。

每场追悼会哀乐停止，门口都会聚满了人，要抓住这稍纵即逝的机会，因为他们还要赶往陵园。

太悲伤的不行，不悲伤的也不行。得找那种情绪恰到好处的，才有可能把自己推销出去。

至于怎么推销而不被翻白眼，那真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质朴的我不太擅长，但我还是总结出一个成功经验，只要对方问：“你要跟我收钱吗？” 我就知道有戏了。

因为我不仅免费写，还会送当期报纸给他们留作终生纪念。后来，真有读者把我写她父亲的报道，装裱在精致的镜框中，挂在展览室供人参观。

其实，好的讣文，就是一部优秀的个人传记。

没有人跟我竞争，所有人物题材都是我的，我不仅把讣文写好了，还和陵园建立了不错的关系，帮三个孤寡老太太在生前就募捐到了墓地。

正当我梦想着有朝一日能代表中国，参加盛大的世界讣文作者笔会时，我遇到另外一群人。

他们，让我彻底沦为追逐死亡的人。

殡仪馆去得多了，不仅对生死有了新看法，还很喜欢听灵异故事。

我的好朋友晓曙，就给我讲过一个——她曾多次只身一人进入金三角地带，周旋于各个大毒枭之间，只为研究他们身边的女人，并记录下来。

2005年，她的皮卡车正穿越在金三角的丛林里，晴空万里的山上突然下起了暴雨，车被浇熄火了。

雨停后，司机徒步去寻找修理店，她留了下来。

四处看时，发现树林中有条小路，小路两旁开满了鲜花。

晓曙好奇地沿着小路往里走，发现路尽头有间房子，上面挂着“林伯修理店”，突然从里面出来一个老人，用地道的四川话说：“女娃，你来了。” 那口气，好像等她多年的老友。

林伯是个中国远征军老兵，远征军败退野人山时，他答应两个病死的战友，要送他们回家。

可林伯后来受伤流落在缅北，再也没能回国了，他只好找到战友的尸骨，带回来葬在小屋边守着。

晓曙一看，小屋旁真有两块墓碑，写着“战友某某”之墓。

晓曙离开时，林伯交代她，回去后一定要给同胞带句话：他们年轻时出来为国打仗，现在一把老骨头，能不能让他们回家？

林伯的嘱托一直悬在晓曙心上。

几年后，她带着摄制组重返缅北寻找林伯，但什么都没了。

小路没有、鲜花没有、修理店没有、墓碑也没有…… 这件事让晓曙彻底无法释怀，她不再对毒枭的女人感兴趣了，跑去找滞留在金三角的中国老兵。

还真让她找到几个，其中有一个，叫李光钿。

李光钿和神秘消失的林伯一样，也是中国远征军老兵。

他曾担任炮兵排长参加松山、龙陵等诸多战役，受伤后流落滇西，后滞留在缅甸密支那，在伊洛瓦底江边靠糊火柴盒为生。

2009年4月的一天清晨，我突然接到晓曙电话，说不得了，李光钿要回家，已经到了腾冲，没有护照回不来了。

晓曙希望我能用媒体身份，给腾冲公安打电话去担保。

虽然晓曙讲过很多远征军的故事，但之前感觉离我太遥远，其实没多少印象。

只是觉得李光钿已经80多岁，快70年没有回家，想想挺惨的。

我找了腾冲公安，公安特别配合，说李光钿是英雄，很快给他开了通行证明。

这个消息见报后，读者反响也很强烈，有要捐款的、有要开车送他的、有想提供食宿的，都说他是英雄。

我想李光钿肯定很怀念家乡菜，到昆明第一顿饭选了一家宣威饭馆，也是老板主动联系赞助的。

当我把一盘上好的宣威火腿转到他面前时，他看了一眼，摇摇头，然后淡淡说，已吃斋念佛多年。

因为看过太多的死人，也因为自己战场杀过人。很多老兵以此来救赎。

李光钿回家，不是为了吃，他有更迫切的心愿要了。

面对在座的热心读者，李光钿大声说：“我就想要一个中国身份证。中国是大国，缅甸是小国，我永远不会加入缅甸的，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大家都被这久违的“大国情怀”打动了，第二天宣威公安一民警主动联系，要帮他特事特办。

还有一个读者急吼吼打来热线，说他要捐款，让我去酒店拿，他要赶时间。我还担心是骗子，见面后，他递给我一万元，名字也没有留就离开了。

一万元虽然不是大数，但对于李光钿来说，绝对是笔巨款。

我以为他们回不了国，只是因为穷。

后来才知道，还有一道坚不可摧的墙，曾隔在他们和祖国、亲人之间。

李光钿的故事发出后，我就参加了“老兵回家”公益活动报道。很多昆明的读者看到后，打来热线，说他们也是远征军老兵。

我去采访后特别诧异，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国民党老兵生活在云南？生活在我们身边？

他们不都是十恶不赦的坏人吗？

然后就恶补了很多书籍、资料，再一一对照老兵的讲述，就会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哦，原来是这样呀！”

因为要采访的老兵太多，就开了一个新专栏——老兵讲述。

栏目更新频次很高，常常早上采访，下午写稿，第二天就见报了。这不仅是因为报纸的时效性，还因为去慢了，老兵就不在了。

我有个私心，想让老兵的故事更多出现在讲述专栏，而不是讣文专栏。

但我跑不赢老兵死亡的速度，每天都有老兵去世，我去殡仪馆更频繁了。

边远农村的老兵去世，家属只要邀请我，多远我都会赶去。他们以为记者能代表官方，我去是迟到的认可。

这让我悲伤的误解，我常常不做解释，默认了。

我采访过的老兵中，有个叫吴鲁，对我影响特别大。

他住在昆钢老住宿区，一大片破落废弃的红砖房，就他一人住。

九十多岁的他，又瘦又高，穿着一件花格外套，里面是白得发亮的衬衫，正襟危坐在木凳上，和我讲他的故事。

讲一句，叹一口气，讲到重要的细节处，他会特别停住，说：“刘记者，这个你要记住。”

他根本不知道，他讲的大多都见不了报。

为了安全起见，老兵讲述的故事报纸上只能写1945年之前，之后的都要一笔勾销。

当然，我也不断去试探舆论的边界。但鬼知道，这根细细的红线到底在哪里？

很多朋友替我着急，一个女孩子，去开开新闻发布会不好吗？非要去挑战意识形态的“禁区”。

其实，这不是一个记者是否有勇气的问题，而是如何面对良知的问题。

当你看到一个个耄耋老人，年轻时参加了一场正义的战争，老年时却无法享受到正常人的温饱或尊严时，内心自然会生出恻隐之情。

因为，人心都是有温度的。

我再去看吴鲁时，发现他在用旧报纸写回忆录。他眼神不好，字写得好大好大，一张纸写不了几行。

我知道，他是遗憾我把精彩的细节给遗漏了。

他曾经是国民党军队中有名的军事记者，有着非常好的文笔。后来在监狱里度过30年，封笔了。

我带了一个作家朋友去看望他。作家以他为原型，创作了一部30万的小说，这部小说翻译成多国文字，获得很多文学大奖。

吴鲁知道后，好高兴呀，哆哆嗦嗦掏出手机，给作家打电话，说谢谢了，谢谢了。

不是每一个有故事的老兵，都有幸认识一个作家。也不是每一个作家，都有耐心去倾听一个垂暮老人的絮叨。

很多战争的真相，传奇的经历，都随着个体的逝去，一点一点被掩埋了。

过去的12年里，我采访数百位老兵，写了百余万字战争报道，我越来越觉得：遗忘比死亡更可怕。

翻开曾经的报道，因为缺少丰富的细节和事件发展的时间脉络，在宏大的叙事下，似乎A老兵和B老兵之间没有差别。

现在，我不想和吴鲁之间的遗憾继续下去。

我想记录战争阴影下人们真实的故事，让每一个故事的主人翁能活在读者心中，像吴鲁一样。

这是我做【真实战争故事】的初衷。

我把这个想法和一个老朋友说了后，他特别激动，他曾有一段红色特工的“暗战”经历，五十多年了，从没对任何人讲过。

他每年都要出国一趟，去见曾经的战友，一位女间谍。朋友们都开玩笑说，你怕是在国外有个家，他只是笑而不语。

我的朋友不会用电脑，他就用手机写，1500字一段，写好一段就给我发过来。这是我收到最长、最精彩的短信了。

就在前几天，他发信息给我说：“要不是遇上你，真的，不为人知的经历将永远烂掉。在思考筛选的过程中，有时让我昼夜难眠，激动万分。一回忆，我做的工作，连我自己都无法想象。”

因为有了共同的目标，他像重新被激活了一样，文思泉涌。

还有一个阿姨，她本人的经历也足够传奇，有着20万字压箱底的自传。但更传奇的是她的姨妈。

她管理过几千员工，但她并非专业写故事的人。我把她收集的素材重新编辑后，她说再也不去打麻将了，要做更有意义的事。

刚开始，因为素材的细节太过详尽，我一度怀疑它的真实。阿姨说：“我采访姨妈不下一百次，你能想象我可以问多细吗？

有朋友说，离我们最近的战争也41年了，老兵一个个都走了，选题枯竭了怎么办？

这个问题，著名战地记者罗伯特.卡帕也曾担心过。

他一生痛恨战争，想借影像唤醒人们的良知，哪里有战争，他就冲向哪里。

二战结束后，他以为再也没有照片可以拍了，他和很多退役老兵一样，开始酗酒、颓废，再也回不到正常的生活。

都说从战场上活下来的人，灵魂也是受伤的。

后来越战爆发，罗伯特.卡帕第一时间冲向战场，他踩中地雷，永远留在了异国的战场。

他在用他的生命告诉人们，战争到底有多可怕。

我决定用他的名字做我的笔名——罗伯特刘。

今天凌晨，我非常意外地得到一个消息：李光钿爷爷在今天凌晨3点去世，享年100岁。

他是我采访的第一个抗战老兵，近几年来，更是作为缅北唯一健在的中国远征军老兵，像个活化石一般接受过无数媒体人采访。

至此，一个时代终结。

但战争影响的从来不是一代人，而是几代人，我想通过【真实战争故事】的开始，让更多人了解战争的残酷。

没有一场战争应该白白发生，就像没有一个鲜活的生命应该无故消逝。

人类本质上是健忘的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