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很少会看到身穿工作服的殡仪社工，在街道中穿行。毕竟作为特殊领域的社工，可能连亲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工作场所是在殡仪馆，更遑论出现在公共场所。但当服务对象需要，殡仪社工也是可以踏出殡仪馆，为有需要的群众提供外展服务的。

今年 2 月 5 日，社工朱文接到一个丧亲家属的来电，咨询火化的手续和流程，朱社工查阅资料的时候，发现遗体早在一个月前就运到殡仪馆，是由派出所提交的接运申请，家属一直没前来办火化手续，也没有与殡仪馆联系。直到今天，逝者的女儿张姐才打电话过来咨询。朱社工在与张姐沟通后，提醒张姐，因为遗体是由派出所申请接运的，所以必须要当时出警的派出所出具遗体处理证明，然后再去注销户口，才能前往殡仪馆办理其母亲的火化。张姐说她记下了，会去办理的，但可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朱社工向张姐解释，遗体在殡仪馆停留太久，会产生防腐费用，最好能尽快办理，既让亲人早日入土为安，也避免增加家庭的经济负担。张姐告诉社工，自己年纪大，行动有点不方便，但自己会尽快去办理的。朱社工听张姐这么一说，再次翻看当时的遗体接运单，派出所的民警有备注说，逝者家属残疾无法自理。由于张姐没有主动提起需要帮助，朱社工对于张姐的家庭状况也不甚了解；同时，因为殡仪社工有服务范围的限制，所以朱社工只是再次叮嘱张姐要准备好资料才能办理母亲的火化手续，并确认张姐现在使用的电话能联系到她。但张姐告诉朱社工，现在所使用的手机是小区保安的，自己家里只有一个固定电话，也早已停机了，当时母亲离世也是借用保安的手机报的警。

由于担心张姐无法独立完成火化所需证件的办理，2 月 6 日，朱社工便打电话过去跟进情况。接电话的就是张姐昨天提到的保安大叔，朱社工原本想拜托保安大叔在方便的时候，帮助去找张姐，然后再与张姐通话沟通的。但热心的保安大叔主动向社工讲述了张姐的家庭情况，并多次向社工强调以张姐的身体状况，绝对是不可能自己去办理证件的。保安大叔还愤愤不平地说，死了条狗，都有人花大钱去埋葬，为什么死个人却无人关心，明知道张姐家的情况，就不能简化手续，让老人家早日入土为安吗？

朱社工表示，理解保安大叔的善心，并向其耐心解释，必要的文件证明还是要提供齐全的，因为这事关人命，容不得一丝一毫的大意。有什么实际的困难，我们可以协助一起去解决。保安大叔说，张姐平时都不出门，敲门也不见得会有答应，所以让朱社工最好自己上门来找张姐。后来，朱社工和保安大叔互加了微信，保安大叔还发来了一张张姐的照片，这已经不是张姐自己所形容的，只是因为年老而有点行动不方便了。

因此，朱社工更加担心了，即使张姐没有向朱社工提及到自己的经济状况，但大病致贫，如果任由遗体继续在殡仪馆里存放下去，费用会越来越高的。而且，相信张姐的心里也是希望母亲能早日完成火化，顺利地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于是，朱社工将张姐的情况汇报给殡仪馆的领导，并提出外展工作的申请。

社会工作与心理咨询都是本着利他主义的助人自助理念进行的助人工作，它们的价值理念、职业伦理、理论基础和从业者素养都有高度的相似性，在服务对象和工作方法上也有高度的重合，但在很多方面，也存在着本质的不同。

其中一点的区别是，心理咨询师服务的对象主要是来访者，来访者更多的是自愿来咨询，他自己想要解决自己的问题，主动来向心理咨询师寻求帮助。心理咨询师不会主动去找需要心理咨询的对象。但是社工会主动去找需要帮助的群体。

所以当服务对象走不出来时，我们会主动向她走过去。

基于各种因素的综合考虑，特别是考虑到张姐日后可能会需要到当地社区服务，馆里的建议是可以先与当地社区社工联系，由他们就近上门去了解情况，然后再计划下一步怎样去帮助张姐。朱社工接受馆里的建议，并马上着手联系当地社区的社工。

但事情并不顺利，因为张姐及其母亲的住所与户口本上的地址并不在同一个社区，在朱社工通过电话与两个社区的社工、居委会来回沟通无数次后，都无法达到上门了解情况的目的。无奈之下，朱社工再次向馆里提出上门探访的申请。馆里领导在听完朱社工的情况汇报后，马上批准了申请，并嘱咐朱社工要尽可能详细了解情况，看在政策层面有什么可以帮助到张姐。朱社工考虑到张姐的情况，自己身为男性，某些事情上可能不好处理，于是邀两位女社工同行，并带上轮椅备用。

张姐所住小区是一个单位的宿舍，已经很老旧了，6 层高的楼房没有安装电梯。我们爬到张姐所住的楼层，也有点气喘吁吁，不难想象张姐要出门一趟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

在我们表明身份后，屋内传来了微弱的回声，大概等了一分钟，才看到张姐打开门。张姐的腰无法直立，已经弯曲成 90 度，只能仰着头看我们。我们马上蹲下来，让视线与张姐处于同一个水平线上，也担心张姐站久会累，便提出进屋坐下来谈的建议。张姐没有明确拒绝我们，只是一再向我们确认，是不是一定要进屋才能谈？考虑到对于张姐来说，我们只是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对我们有着警戒心是人之常情。于是，我们向张姐澄清，我们不需要进屋，只是担心她受累，她可以搬个凳子坐着，我们在门口聊。

在接触张姐前，通过派出所的民警、社区的社工、居委会工作人员、保安大叔、邻居等的描述，在我们心里绘画出张姐的画像，与真实的张姐有所不同。张姐在生活中虽有不便利的地方，但基本上是能够自理的。对于自己要办什么证件，去哪里办都很清楚，也反复向我们强调，她会去办，但就是找不到车，自己又不能长时间行走。当我们提出由我们开车送她去各个部门办理，她表示同意，但希望我们可以在楼下等她换好衣服再出门。没想到这一等就是一个多小时。这一刻我们才知道，张姐的身体状况对生活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就连换衣服这么简单的事情，对于她来说，也是一项庞大的工程。

第一站要去的是当初接警的派出所，因为是由派出所申请的遗体接运，如果没有他们开具的遗体处理证明，那后续的户口注销、遗体火化都没办法办理。张姐的母亲虽然是正常死亡的，当时由医院开具了《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但由于派出所已接了案，也是需要到该派出所开具遗体处理证明，才能办理后续的手续。

第二站就是到张姐母亲户口所在社区的政务中心办理户口注销，由于办事大厅有台阶，轮椅进入不方便，政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帮忙着一起扶张姐到窗口办理业务。当工作人员在核对身份资料时，向张姐确认，户口簿里是不是只剩下她一人时，张姐只是很机械性回复：是。反而是陪着张姐在办手续的社工忍不住鼻子一酸，仰起头，眨着眼才让泪水倒流回去。

在办理好遗体处理证明和户口注销证明后，张姐母亲火化所需的资料都已经齐全。我们上门探访前，朱社工也向殡仪馆的领导汇报过情况，可以免除提前一天预约火化这道程序。但考虑到这一天跑了那么多地方，张姐身体上会吃不消，所以我们向张姐建议，明天再来接她去殡仪馆办理母亲的火化，张姐也表示同意。

将张姐接到殡仪馆后，社工耐心地向张姐解读现时的殡葬政策，以及治丧流程。张姐用心聆听着，生怕错过任何一个小细节。朱社工向馆里领导汇报情况后，为张姐母亲申请了一副爱心人士捐赠的棺木，同时馆里也减免了其母亲的扶灵费用。大家都希望尽量为张姐减轻负担。社工们陪伴着张姐办理火化手续，也陪伴着其母亲走完人生最后一程，入炉火化，并将骨灰办理好寄存。

至此，殡仪社工的服务应该是要告一段落了。张姐也向我们问道：“是不是火化完成后，你们的工作就结束了？”社工明白隐藏于背后的潜台词，是张姐还有其它的需求需要别人协助解决的。与张姐沟通后，社工了解到她需要人协助她将母亲的社保账户注销。后续，社工陆续多次上门协助张姐去办理其母亲社保、医保等事宜。同时，考虑到张姐身体状况，哀伤辅导项目的社工也会尝试联系社区的社工，希望由他们继续跟进，并为服务对象解决其他的实际困难。例如吃饭的问题，虽然张姐说她会出去买吃的回家，但据社工的侧面了解，张姐其实外出的次数少得可怜，而且家里没有冰箱，现在气温逐渐回升，食物无法存放太久，社工十分担心张姐因为吃了变质的食物而引起身体不适，她家里也没有电话，要是生病了，连求救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还有其他生活上的困难摆在张姐面前，照顾张姐多年的母亲离世了，这些生活难题需要张姐一一克服的，而社会工作者为张姐构建的社会支持网络能够助她更好地去面对。

不同领域的社会工作者有着其不同的服务范畴，例如有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服务、就业服务、社区管理与服务、家庭婚姻服务、医疗康复服务、社会行为矫正、心理道德辅导、基本权益维护等。

很多服务对象所面对的困境是复合性的，可能既需要殡仪社工协助她完成亲人的火化流程，又需要解决生活上其他的困难。社会工作者除了为服务对象提供专业的帮助，还需要动员社会上其他的力量，把资源链接起来，为服务对象解难纾困。